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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特幣對人類行為的依賴，隱含地假設人類是理性的行為者。這種理性假設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崩潰，比如當資訊有限時，或者當機會成本計算變得過於複雜時……儘管如此，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，我們人類確實擁有某種程度的理性，或者至少是理性的有限版本，這就是比特幣賴以生存的有限理性。
與工作量證明和公鑰密碼學不同，比特幣的第三個組成部分並不是基於數學，而是基於人類行為。具體而言，比特幣依賴於財務激勵機制，人們透過追求這些激勵機制來維持自身行為。
這聽起來有點可怕，這從大量現代技術（如電腦或人工智慧）背後的強大數學基礎，發生了巨大轉變。如果我們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麼，那便是人類並不總是可預測的。畢竟，我們是由「濕」物質組成的生物。我們不像「乾涸」、冷酷無情的機器，我們沒法精確或一致地計算事物。人類可以在一瞬間改變主意，不僅如此，我們經常爭吵，似乎無法就任何事情達成一致。
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從變化無常的人類行為中，創造出一門技術呢？比特幣10的歷史記錄證明了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，比特幣的這一方面，與工作量證明和公鑰密碼學的新穎用途一樣具有創新性，這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，我們深入探討過這個問題。
比特幣的激勵機制，建立在「人們是理性行為者」的假設之上。如果人們是理性的，他們會被激勵去參與挖礦、購買和持有比特幣。理性的概念非常重要，但通常它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背景進行討論。
經濟理性
在經濟學中，理性或者說經濟理性個體的定義，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，經濟學家們仍然對精確的定義持有著不同意見。然而，經濟理性的核心前提是，個人行為會最大化其預期效用。也即是說，當呈現出幾種選擇時，個人會選擇最大化其淨收益的選項，這等於總收益減去總成本。這就是所謂的預期效用理論。
加布里爾·克拉默（Gabriel Cramer）和丹尼爾·白努利（Daniel Bernoulli）在18世紀提出了這個想法，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，這個想法變得越來越重要。目前，預期效用理論在經濟學領域裡佔據著主導地位，其被廣泛應用於很多經濟模型和現實政策當中。
然而，到了20世紀後半葉，對此理論的懷疑開始蔓延：人們的行為是否像預期效用理論所描述的具有經濟理性個體那般？
當選擇和後果是清楚和可衡量時，我們在作出最佳決策時幾乎沒有問題。但是當選擇複雜時，結果就不那麼清晰，也不那麼可衡量了，我們就會大錯特錯。而現實世界的情況通常是後一種情況。所以，也許人類是理性的，但是由於有限的資訊和我們自己的認知限制，我們只能在某一點上是理性的。
換句話說，只有數學相對簡單時，人類才是理性的。這就是赫伯特·西蒙（Herbert Simon）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「有限理性」概念。
更進一步地，丹尼爾·康納曼（Daniel Kahneman）和阿摩司·特沃斯基（Amos Tversky）觀察到非理性行為實際上是非常普遍和非隨機的，他們在1979年的研討論文中創造了他們所謂的前景理論。
前景理論描述了人類行為中的幾種系統偏差（例如損失厭惡），這常常導致我們採取非理性行為。
前景理論成為行為經濟學新領域的基礎。它也開始朝著更好的經濟學方式邁進：理論更少基於抽象、規範性的思想，而更多的是基於確鑿的證據和數據。
本文為巴比特資訊授權刊登，原文標題為「比特幣非數學之美：經濟激勵與個人有限理性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