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邁克·凱西（Michael J. Casey），是CoinDesk顧問委員會主席，兼任麻省理工學院數位貨幣項目區塊鏈研究高級顧問。
在上周專欄、也是我的第三篇Libra專欄文章中，我提到了這一加密貨幣項目的金融普惠（financial inclusion）目標有個核心困境：不可能同時支持隱私和KYC。
本週，我不想討論Libra及其備受爭議的發行方-Facebook。但我想深入探討這個問題，因為這個問題並不是Libra獨有的。隨著「瞭解客戶」（know-your-customer）規則逐漸滲透到他們的世界，所有試圖擴展窮人金融渠道的加密貨幣初創公司，都將會很難做到辨識和追蹤其服務對象的要求。
這一矛盾，源於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規則（AML-CFT）所包含的嚴厲政策。2001年911恐攻事件之後，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規則在全球範圍內強化，金融危機後又一次收緊。由於每一家銀行都需要美元，所以各地的KYC規則都傾向於遵循「美國銀行保密法」（U.S. Bank Secrecy Act），和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路（FinCEN）的指導方針。更多的國際壓力來自政府間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（簡稱FATF），該工作組制定了監管標準，各國之間相互施壓，並要求對方遵守。
這一系列的規則賦予了執法機構施加嚴厲罰款的權力，將達摩克利斯劍懸在銀行家頭上，逼著他們想辦法避險。銀行合規人員只需提及匯豐銀行（因支持墨西哥販毒洗錢而被罰款19億美元）或渣打銀行（因與伊朗的類似過失而被罰款11億美元），就能說服他們的老闆對客戶進行嚴格辨識與分析。
然而，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措施是否有效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（UNODC）估計，每年洗錢金額仍高達近全球GDP總值的2%至5%，或8000億至2兆美元。如果沒有這些嚴格的規則，金額會不會更高？也許吧！但我們不能通過假設來衡量。
犯罪分子仍然有許多機制來轉移資金和躲避制裁。沒錯，有些人使用比特幣——這就是為什麼FATF今年對其所謂的「虛擬資產服務業者」，祭出了更嚴格的規定——但加密貨幣的作用，遠小於法定紙幣所扮演的角色。正如在2015年巴拿馬文件中提及的，各種不可靠的實體，都持續在幫助著不誠實的政客及他們金融機構隱藏身份、掩蓋資金流動。
我們所知道的是，這些規則阻礙了金融普惠（financial inclusion）。
例如，加勒比政府抱怨它們的經濟正日益遭受「去風險化」（de-risking）的影響，因為更為嚴格的規則，限制了外來投資流向這些島嶼。
對較貧窮的國家來說後果更為嚴重，因為這些國家的身份證要嘛不存在，要嘛很容易偽造。在FATF的「高風險轄區」中，外資銀行對當地往來銀行進行嚴格審查，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企業和個人，獲得本地銀行服務的門檻非常高。這是全球20億人被視為「無銀行帳戶」（unbanked）的一個關鍵原因。
當然，這對貧困產生了負面影響，而貧困又助長了犯罪和恐怖主義，這正是AML - CFT面臨的問題。
以索馬利亞為例，這個失敗國家的機構，經常被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列入黑名單。對於索馬利亞僑民來說，把家人賴以生存的錢通過匯款寄回家，是非常困難和昂貴的。這使貧困永久化，迫使人們進入非法的支付系統，並助長了諸如索馬利亞青年黨這樣的恐怖組織，賴以生存的無監管經濟環境。
這是一種負面影響。
加密貨幣會是答案嗎？
密碼龐克（Cypherpunk）的回答是，管他的政府。人們應該使用比特幣，因為比特幣可以實現點對點的數位支付，而不需要監管實體作為中介。
問題在於，隱秘的入口和出口，導致政府監視變得越來越強烈。FATF的新「旅遊規則」提到，應該要求數位貨幣交易所收集資訊，不僅是關於客戶的資訊，也包括客戶的客戶資訊，強制相互交換的資訊共享。這表明數位貨幣交易，將不僅僅受託管錢包之間KYC的影響。一旦交易涉及到交易所的保管結構，加密貨幣也將必須提出KYC報告。
去中心化交易所或DEX，提供價格和匹配服務，但不托管客戶的數位貨幣，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。最新的FinCEN規則指引，成功地將它們排除在美國受監管貨幣服務業務的範疇之外。
然而，加密貨幣倡導組錢幣中心，對FATF對受監管的「虛擬資產服務業者」定義含糊不清表示擔憂，包括如何定義「轉移」資金的實體。模糊會產生不確定性，正如我們在銀行審查官員身上看到的那樣，這種不確定性對風險偏好是有害的。許多律師會建議他們的DEX客戶務必安全保存KYC。
另外，由於今年一項新的芬蘭反洗錢法，總部位於赫爾辛基（Helsinki）的LocalBitcoins宣布了新的KYC規則，鑒於人們很難面對面地找到對方，在沒有官方監控的情況下，針對加密貨幣兌換法定貨幣的價格達成一致。
無論怎樣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來說，使用比特幣作為他們的主要計算單位和交換媒介是不切實際的。也許Libra，以網路社群為基礎的穩定機制，可以演變成一種日常支付工具，但正如我們從大衛．馬庫斯（David Marcus）在國會的證詞中看到的，該公司支持的項目將需要KYC。
底線：窮人需要一個容易取得的法幣入口。
監測技術的進展
我們回到了起點：金融普惠目標以犧牲政府打擊犯罪為代價。
人們可能會認為，各國政府應該將金錢非犯罪化，轉而打擊販毒、軍火交易等實際犯罪，將價值交換權視為一項人權。不過，實現這一點不太可能。
那麼，如何避免這種惡性循環呢？答案可能在於區塊鏈技術在追蹤假名帳戶間轉移的能力——儘管不是目前應用的這樣。
有一段時間，交易追蹤商（如Elliptic和Chainalysis）曾幫助執法機構追蹤向壞人支付的數位貨幣，並向公司提供嚴格的反洗錢監督審計服務。
現在，後繼者如Coral Protocol和CipherTrace，正在利用高科技網路分析和加密保護技術，來幫助企業共享加密貨幣元數據以及標記可疑行為，而不洩露客戶的個人識別資訊或PII。這可能會使企業更容易滿足FATF的旅行規則，並會對風險進行更複雜、更系統的分析。
除了KYC規則之外，加密貨幣經濟越來越多地被「機器人」所控制，這是有現實意義的。
不過，無論如何都繞不開法律。在入口、出口，必須確認客戶的身份。而且，擁有先進追蹤工具的執法機構一旦下達命令，公司必須打開記錄器並將PII釋放給當局。
一種新的心態
然而，如果各國政府承認在入口、出口上，確定窮人身份既不可能，也沒有必要，那會怎麼樣？如果他們接受一個AML模型，將端點視為身份不明的節點，並利用這些新的分析工具，參與管理基於行為、而非身份對網路的訪問？
現在，麻省理工學院 - IBM沃森人工智慧實驗室（MIT-IBM Watson AI Lab）與Elliptic合作進行的機器學習與高性能計算方面的研究，可能是一種催化劑。正如實驗室研究員馬克．韋伯（Mark Weber）所描述的那樣，該小組採用了一種稱為「圖形卷積網路」（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s）的方法，以創造更好的資金流取證手段，來應對「複雜的犯罪網路所使用的複雜分層和混淆計劃」，所帶來的挑戰。
研究人員繪製了大量比特幣交易數據圖表，並總結出區分非法行為和合法行為的模式。在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中，他們認為他們的工作，將對金融普惠做出貢獻。
也許有一天，企業可能會在不使用傳統KYC的情況下，使用這些工具來控制加密貨幣網路的接入點，確保好人獲得金融服務，但壞人卻得不到，即使他們都沒有提供官方的身份證明。
監管機構會同意嗎？在目前的狀態下，似乎並非如此。合規性被用來識別和打擊罪犯，而不是作為控制訪問本身的方式。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，監管的趨勢是越來越依賴於國家身份，金融機構對「高風險」窮人的待遇也會越來越保守。
加密貨幣合規專家胡安．拉諾斯（Juan Llanos）抱怨說，監管機構「對創新不開放」。他補充說：「只要以政府的身份證作為標準，我們就會有這個問題。任何匿名行為都是有爭議的、不允許的。這是非常不幸的。」
儘管如此，FATF最近一輪的討論，確實拋出了一根給創新者的橄欖枝：願意探索「由政府或私營部門提供的數位身份」的潛力。
結合「私營部門」方針與Libra白皮書的「便攜式數位身份」（portable digital identity），作為一種金融普惠解決方案，人們至少可以期待金融和科技公司，比如Libra協會的成員，為窮人提供了一種，不再依賴於過時國家身份證明的解決方案。
那些將交易視為一項人權的隱私倡導者是不會滿足於這個方案的。
但作為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，這也許是世界上20億無銀行帳號人的最大希望。
本文為火星財經授權刊登，原文標題為「為什麼銀行不服務窮人？加密貨幣又能做到嗎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