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源：Joel Saget/AFP
很難相信Facebook曾經被譽為技術救世主。加密貨幣會遭受類似的命運嗎？
「哎呀！互聯網在各個方面都不是我們想要的。」
這句話是提姆·柏內茲-李爵士(Sir Tim Berners-Lee)在今年早些時候說的，當時這位全球資訊網(World Wide Web)的發明者哀嘆互聯網的最初夢想沒有實現。
柏內茲-李將20世紀90年代早期互聯網的承諾的自由、開放、匿名、去中心化的概念與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互聯網進行了比較，由於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勾結，互聯網受到審查、控制、追蹤和監視。
注：互聯網不需要被摧毀，就能消除其破壞性的潛力；它只需要恢復成人們所公認的做事方式。
這個過程經常發生，並有了自己的名字＿互聯網復興，其定義為：「……在媒體文化和資產階級社會中，政治上的激進思想和形象被扭曲、籠絡、吸收、消解、合併、兼併和商品化，從而透過中立、無害或更傳統的社會視角被解讀的過程。」
早在2014年，一些比特幣愛好者就預言了加密貨幣領域復興的命運，比如早期的比特幣礦工斯特凡·莫利紐茲(Stefan Molyneux)。
將類比放大到互聯網，2011年，Facebook因在幫助組織埃及解放廣場(Tahrir Square)的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一個不經意的角色，被譽為科技領域的救世主。幾年過去了，馬克·祖克柏（Mark Zuckerberg）的社交網路已經成為互聯網歷史上對隱私最大的威脅之一。
加密貨幣是一劑良藥：但我們能及時服用嗎?
要避免落入銀行家、全球主義者、主流人士、或任何人的陷阱，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變得足夠獨立和自給自足，從而不再需要購買他們所出售的東西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再多的宣傳和推銷也不會有效果，因為我們的生活中不會留下任何需要他們來填補的空缺。
沒錯，自由主義者的耳朵現在應該竪起來了。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，自由主義的困境與比特幣非常相似，它們都在努力將大眾從金融束縛中解放出來。
自由主義的命運並不取決於它作為一種治理體系的效力，而是取決於普通公民實現其理想的能力。同樣，比特幣作為一種自由工具的未來成敗，將不會取決於其技術的效率，而是取決於人們能否承擔起自己作為照顧者的責任。
在當今的依賴性文化中，上述任何一種結果實現的可能性似乎都微乎其微。在公立學校體系中，很難找到這種培養新的獨立業精神所需的教育。如果比特幣在委內瑞拉的使用量突然增加是一種跡象，那麼，正如我們縱觀歷史時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，我們可能首先需要經歷一場災難，然後才會發現哪裡出了問題。
或許這是一場與2008年導致一個名叫中本聰(Satoshi Nakamoto)的工程師開始研究比特幣類似、甚至更糟的災難。
「2009年1月3日，財政大臣正處於實施第二輪銀行緊急援助的邊緣。」
比特幣的未來沒有定數＿它的命運由它自己決定
看一看，如果這些機構來了，而它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利用加密貨幣來分散投資，增加養老基金的規模，那麼這一切都很好。隨著需求量和曝光率的增加，加密貨幣將出現上漲，從長遠來看，我們所有的早期採用者都將從中受益。
然而，現有的金融秩序不太可能僅僅是套上馬鞍，與一群有怪癖的程式設計師和密碼龐克建立的規則一起發揮作用。是的，機構會使用這項技術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遵守它的規則。
像摩根大通（JP Morgan）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轉向創建他們自己的加密貨幣就證明了這點，他們的加密貨幣基於自己的私密協議和自己定制的規則。奇怪的是，這可能是加密貨幣領域和機構之間最友好的解決方案：機構創建自己的「加密貨幣」，而我們保留真正的加密貨幣。
本文為巴比特資訊授權刊登，原文標題為「與狼共舞：機構入場將助推加密貨幣價格上漲，但加密領域將面臨更嚴苛的審查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