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洛夫曾在自己的自傳裡寫道：「我並不是在為自由而戰，而是在用自己的存在證明自由並未消失。」杜洛夫是這個時代的叛逆者，他和權力較勁，和金錢較勁。
然而，這些都是寫在TON項目（Top Open Network）之前。2017年，在杜洛夫開始尋求佈局區塊鏈項目TON之後，並且在短短兩三個月募集到17億美金，他注定要在投資人和監管機構之間撕扯，在利益之間反覆權衡。
如今的杜洛夫還能是自由身嗎？
Telegram的內憂外患
2018年3月，Telegram已經達到每月2億活躍用戶，每天至少70萬新用戶加入。這是Telegram的最風光的時刻。
然而，這樣一款在全世界帶來有影響力的產品，其實也面臨著它的內憂外患。
內憂：沒有商業模式
Telegram在設計之初，就是杜洛夫為自由而向世界宣戰。Telegram是個不被任何第三方組織監控的社群平台。Telegram採用了一種新型的MTProto加密協議，用戶可以一對一加密聊天。
Telegram應用架構原理圖
杜洛夫在Telegram上做了巨大的投入，他把他能賣的都賣了，包括房子、傢俱、車等固定資產都賣掉，然後換來的錢全部投入Telegram的開發。另外，杜洛夫在其他業務的收入，也會及時供給給Telegram團隊。
一直以來，為了保證Telegram的獨立性，Telegram完全由杜洛夫和他的親人所有，Telegram創始人Pavel Durov聲稱，永不銷售廣告，不接受外部投資，也不會被收購。
由於Telegram完全沒有商業模式，Telegram的業務一直處於燒錢的狀態。僅2017年就燒掉了7000萬美金，主要用於服務器費用、用戶驗證以及員工薪水等。如果Telegram一直無法產生收入，且支出水平持續增加，那麼該公司最終可能面臨破產。
外患：各地政府的圍追堵截
Telegram作為一款產品的另一層尷尬是，它不受全球各地政府的歡迎。
Telegram隱私保護性太好，也吸引了大量恐怖分子聚集，甚至成為ISIS恐怖主義者交流的基地。
在此次香港暴力事件中，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就在本月15日致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，提議取締部分網路平台，其中就包括「連登」（LIHKG討論區）和「Telegram」。
何君堯在信中提到，「連登」和通訊軟體「Telegram」，是暴徒一直依靠的社群平台，暴徒在這些平台發放煽動及煽動性言論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條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7、9、10章。
在此之前，很多國家都曾宣布封殺Telegram。
2018年4月13日，由於Telegram沒有將解密用戶消息的密鑰提供給俄羅斯聯邦安全局，俄羅斯法院宣布在境內屏蔽Telegram的服務。
2018年5月2日，由於在伊朗國家的多次襲擊事件中，Telegram為極端組織「伊斯蘭國」提供了安全地帶，以及在多次抗議活動中發揮作用，伊朗法院宣布禁止民眾使用Telegram服務。
包括杜洛夫的偶像史諾登和英國前首相德蕾莎·梅伊，都曾指責Telegram。
在諸多現實的約束下，Telegram的內憂外患很難再支撐杜洛夫的理想。
本文為金色財經授權刊登，原文標題為「監管方圍堵 投資人追債 Telegram該如何是好？」